每个国家的年劳动就是向国家提供一年所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原始基金，而这些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不是国家年劳动的直接产物，就是用该劳动产物从别国购买来的产品。由于这个产物（或者说用它购买来的产品）与消费它的人数之间保持着一个时大时小的比例，这也就将是一个国家随时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得到的供应的好坏。不过这个比例在每个国家必须受两种不同条件所调控：①受国家通常运用的劳动技巧、熟巧和判断力的调控；②受用于有用的劳动的人数与用于非有用的劳动人数之间的比例的调控。不管一个国家的土壤、气候或幅员如何，国家的年供给充裕或是匮乏在那个特定环境里必须取决于上述两个条件。而这个供给的充裕或匮乏看来更多地还取决于两个条件中的前者。在狩猎和捕鱼的野蛮国家中每一个能够工作的人多多少少都是从事有用的劳动，而且是竭尽全力，同时他也能为他自己或者为他家庭中或部落中年岁太大，或太小，或体弱不能狩猎和捕鱼的人提供他们所需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不过，这些民族的生活都是极端悲惨和穷困的，他们仅仅出于匮乏，经常被迫或者至少他们认为是被迫必须直接杀死和有时遗弃他们的婴儿、老人以及患有缠绵的疾病的病人，让他们饿死，或被野兽吞食。反之，在文明和兴旺的国家中虽然有许多人没有劳动，而其中的许多人消费的劳动产物却10倍于、甚至经常100倍于大部分从事劳动的人所消费的劳动产物。而社会的整个劳动产物又是如此巨大，以致所有的人常常是都得到了充分的供应。一个工人，甚至属于最低层和最穷困阶层的工人，如果他是节俭而勤劳的话，他就可以享受到比任何一个野蛮人所可能获得的大得多的一份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劳动生产力的这种改进的原因以及劳动生产物在社会不同阶层和不同条件下的人们中的自然分配的顺序，它们是本书第一篇所要探讨的主题。不论任何一个国家在劳动运用中的技能、熟巧和判断的实际状况怎样，在那种状态的持续过程中国家的年供应是充足或是匮乏必然取决于从事有用的劳动的人的数目与不从事有用的劳动的人的数目之间的比例。从事有用的和生产性的劳动的劳动者的人数今后看来在任何地方都应与用于把他们投入工作的资3序言金的数量以及资金运用的途径成比例。所以，本书的第二篇探讨资金的性质、资金逐渐积累的方式以及根据资金投入的不同途径如何把不同数量的劳动投入运转。在技能、熟巧和判断方面相当进步的国家在劳动应用中对劳动的指导或导向遵循着极不相同的方案；而那些方案并不是都同样地有利于劳动生产物的增长。有些国家的政策对农村的劳动予以特殊的鼓励，有些国家的政策则对城镇的劳动予以特殊的鼓励。自从罗马帝国瓦解后，欧洲的政策一直是对艺术、制造业和商业、城镇劳动的发展比对农业、农村劳动的发展更加有利。第三篇就是专门阐述引进和建立这种政策的各种条件。虽然这些不同的方案也许最初是由某些特定阶层的人的私人利益和偏见所引进的，完全没有考虑或预见到它们对社会的公共福利的影响，然而它们却促成了十分不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其中的某些理论推崇城镇产业的重要性，某些则推崇农村产业的重要性。这些理论不仅对有学问的人的观点有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对君主和主权国家的社会行为，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在第四篇中我已尽可能充分和清晰地对这些理论作了解释，并对它们在不同年代和不同国家所产生的主要影响作了充分说明。对于人民这个大的集体的收入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在不同年代不同国家为人民提供年消费的那些基金的性质是怎样的是前四篇研究的对象。第五篇，也是最后一篇探讨君主或联邦的收入。在这一篇中我竭力显示，首先什么是君主或联邦的必要费用，其中的哪些费用应由全社会的共同贡献来支付，哪些应由社会某一特殊部分，或社会某些特殊成员的贡献来支付；其次全社会可以用什么不同的方法来支持全社会义不容辞的那些费用，以及什么是每一种方法的主要好处和不方便之处；再次，也是最后，是什么理由和原因使得几乎所有现代国家都用其收入的某些部分进行抵押或者发行国债，以及这些国债对社会的实际财富、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