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我一直研究网络思想教育, 研究地名亦已6年了。株洲市民政局是地名集成管理机构。前年初, 我想与他们合作研究株洲地名源流, 得到了分管领导及主要领导的全力支持。之后, 在此基础上, 我又申报2012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委托项目: 《湖湘文化视角下湘东县域地名源流考释》(编号: 12WTB39), 及株洲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株洲市县、 市、 区地名源流考》招标课题(编号: ZZSK1306)。于是就有了《株洲古今地名源流考释》的面世。
从研究网络思想教育, 到研究历史地名,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有人问我, 为什么放弃前者, 选择后者。应该说这是一种割爱, 是情势所迫。我是全国最早进入网络思想教育这一领域研究的人。那时我利用高校工作的有利条件, 方向确定后, 志趣挺浓, 全身投入。几年下来, 就有不少收获了。当我进一步转换视角, 深入探讨时, 就受到一定的局限。湖南工业大学是地方高校, 在湖南当然不错, 但放在全国看, 非省府驻地, 无论是学术研究的平台还是资源、 信息、 交流等, 都会遇到一些瓶颈。20世纪末21世纪初, 全国由教育部确立的这方面研究基地, 开始是上海复旦大学, 后来又新增了清华大学, 不久又增加中南大学。中南大学离株洲不算远, 但我是专门研究基础理论方面的, 主攻方向是“受众主体性研究”, 而中南大学则注重大学生思想实际方面的研究。当时, 我有一些基础性理论问题, 想找几个人交流一下, 都有些难。虽说有电子网络这一技术平台, 但看到的是探讨性的论文, 没有同类研究人员思想火花的碰撞, 往往难出新意。学术原创性就势必减弱了。这是我放弃这一领域研究的客观原因。
选择“历史地名”这一领域进行研究, 开始时, 我主要是想研究地名文化。我利用工作之便, 跑遍了湖南省11个市、 州所属的70多个县、 市。这些县、 市的近60%的乡镇我都跑遍了, 收集了大量的地名方面及相关的文史资料, 光考察笔记就记录了8大本, 近120多万字。我将考察笔记进行分类, 有些写成论文发表, 研究的重点放在乡、 镇, 有些写成地名文化专著。《湘东地名文化纪事》(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9)就是这方面的产物。地名文化方面的成书稿也有150万余字了。字多并非质量好的标志, 但说明我研究地名文化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我评研究员职称时, 只申报了一个湖南省教育厅的课题。2004年后, 由于说不清的原因, 我就放弃了各级各类的课题申报。株洲师专合并到湖南工业大学后, 受到学校领导的鼓励, 我才将县域历史地名研究作为我的主攻方向。近三年来, 在这方面是有些突破了, 也发了论文, 申报了省级、 市级课题, 有些收获了。
说到地名文化的研究, 也不是突发奇想。有些事情事发偶然, 但另有原委深因。我出生在攸县西乡一个偏远的小山村, 在闭塞贫困中度过了少年时期。从小我喜欢读书, 有较强的求知欲, 但贫困的乡村不能满足我这些, 使我幼弱的心灵产生了不少稀奇古怪的想法。那时, 我想学音乐、 学绘画, 没有人指点, 后来只好放弃。有一段时间, 我专门观察山林中的各种小动物的习性, 也搞过一些庄稼的嫁接试验, 还成功地将红薯与白薯嫁接成功。当时的心境, 不可言喻。1963年下学期, 我离家到15里路外的大同附中读寄宿了, 不得不放弃这些试验。我记得第一次放暑假回来, 填学籍表格时, 我对我的出生地“黄沙桥”、 居住地“新虎塘”这些行政村名感兴趣了, 问长辈, 他们都说不出个所以然。后找到一个老私塾先生, 他才给了我一些解释。想不到这些极普通的村名, 还藏着鲜为人知的历史和故事。高中毕业后, 我当兵了, 随着部队, 天南地北转了一大圈, 当我的部队驻在上海市江湾、 高桥一带时, 我对这方面的兴趣也日益增加了。1976年初春, 我骑着自行车, 还专门到淞江(苏州河)沿岸及吴淞口进行这方面的考察。从部队回乡后, 1977年12月, 我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学习(当时为湖南师范学院政史系, 半年后分设为政教系、 历史系, 越一年政教系又改称政治系)。学的是政教专业, 但对地名的兴趣, 也不曾减少。而真正引起我对地名研究的兴趣, 是在醴陵工作期间。
那时我主管意识形态及科、 教、 文、 卫、 体、 政法等方面工作, 利用公差的机会, 跑了不少名山大川, 下乡又接触的是山山水水。那时, 有人赠我一本《湖南省醴陵县地名录》内部资料, 我如获至宝。国内外, 我有机会就跑, 回来就将有点游趣的东西, 写成散文发表, 这应是地名文化在我心中发酵后的另一种表现。1991年我率醴陵民间书画艺术团访问友好城市日本国瑞浪市。1992年又随中国外宣代表团访问俄罗斯。之后, 我陆续写了90多篇散文发表, 出了第一本散文集《日俄纪程》。这恐怕与我心中的地名情结有很大关系。从地方转到学校工作后, 学习生活条件更充裕更好些, 到了高校工作, 为了自身专业的发展和工作需要, 我选择了网络思想教育研究领域。这应是迫于分工后的一种专业志向, 钻进去了, 有收获了, 也就有兴趣了。是志向第一, 兴趣第二。而地名方面的研究, 我是兴趣第一, 志向第二。进入“历史地名”研究领域后, 现在应该是志趣并举了。我这一辈子, 恐怕就在这一领域耕耘收获了。正像一个农人一样, 哪管它春夏秋冬, 有收获就行呵!
株洲地域, 古称槠洲, 上古属三苗国。宋、 元之交《文献通考》: “三苗之国, 左洞庭, 右彭蠡。”杜佑《通典》: “今岳州、 潭州(今长沙)、 衡州, 皆古三苗国。”实际上包括今洞庭湖以南, 鄱阳湖以北的广大地域, 基本上包括今湖南省、 江西省的全部及其他省小部分地域。夏、 商、 周, 今株洲地域, 属荆州, 多属三苗人、 百越人势力范围。1988年6月, 在株洲县三门镇燕子村发现了六斗坡旧石器遗存, 距今约20万年。这表明今株洲境域内, 那时就有人临水而居。1987年, 又相继发掘了株洲市磨山遗址, 发现了印纹硬陶的陶器及石器、 骨器等, 经考证为大溪文化的遗存(距今约5300~7000年)。之后, 又在今株洲市湘江、 渌水、 攸水、 洣水等流域, 发掘了新石器遗址13处、 商周遗址125处。这些遗址均为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存。这表明, 今株洲市境域内, 就有古三苗后裔、 越人居住。而今株洲市区范围内, 东向发掘了烟墩冲(今株洲市荷塘区)新石器时代遗址, 南向发掘了白关(今株洲市芦淞区)商代银子园村落遗址。这表明在商代前, 这一带就形成较大的古村落。在今株洲市区江南商城一带, 发掘了10座战国墓, 出土不少珍贵文物。这进一步说明, 其时今株洲市区中心地带有较大聚落或村邑。地下文物发掘证实, 早在春秋初中期, 今湖南境地多属百越势力范围。春秋中期, 楚庄王(前613—前591)大败晋国, 成为春秋五霸中第一强国后, 在原有向东向南拓展国土的基础上, 荆楚文化沿沅、 湘溯流而上, 占居统治地位。但湘东一带, 古扬越势力仍占相当大的势力。春秋末, 百越势力才逐步退出湖南境地。在楚人与越人杂居时期, 湖南境内今株洲一带, 已有不少大小村落, 沿江、 河、 溪、 港聚居。早在古三苗人、 古越人居住时期, 因生产、 生活、 交往的需要, 三苗人、 越人部落及部族之间, 应有各种村落、 城邑地名的称谓, 可惜今文献资料中, 未留下只言片语。
中国置县, 清代赵翼说: “置县本自周, 盖系王畿千里内之制。”县字, 原作寰。《谷梁传》: “寰内诸侯, 非有天子之命, 不得出会诸侯。”范宁注: “‘寰’即古‘县’字。”周朝置县源于何时?《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 当时(前635年), 晋文公勤王有功, 天子赐予原、 温等县, 这说明在此之前, 已置县。春秋时楚国, 约在楚武王时(前740—前690)灭权国置权县。为春秋创置的第一县。郡之置, 《国语·晋语二》: “公子夷吾出见使者曰: ‘……君实有郡县。’”此事发生在公子夷(晋惠公)即位的第一年, 即公元前650年。说明在此之前, 已置郡。晋定公十九年(前493年), 赵简子(鞅)率师伐郑, 在誓词中说: “克敌者, 上大夫受县, 下大夫受郡。”这说明这一时期之前, 县的地位比郡高。战国中期以前, 楚国开拓南疆, 每灭一族国、 侯国, 必置郡、 县, 边远交界地区多置郡, 因地偏人稀, 面积大, 地位反而比县低, 造成了郡小于县的格局。战国中期以后, 这一局面才改变, 形成郡辖数县的局面。《史记·张仪列传》: 秦国为了赎回张仪, 愿“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史记·春申君列传》: “孝烈王元年(前262年), 以黄歇为相, 封为春申君, 赐淮北地十二县。”可见战国后期, 楚置县已相当广泛密集。县、 郡设置后, 地名始盛行于世, 录于文献典籍。从楚武王至春秋中晚期楚惠王(前488—前476)止, 楚国春秋期间300余年间, 置县30个, 皆有其政区地名, 如权、 那处、 申、 息、 商等, 今仍可考证。
株洲境域(市区), 史载地名, 源于东汉末年。株洲, 古名槠洲, 亦名建宁, 偶名朱洲。我在《株洲地名略考》中说: 古代这一带, 冈峦、 溪谷、 河流遍布, 气候温和湿润, 森林茂密, 动植物及鱼类资源丰富, 依山傍水, 可渔可猎可耕, 最宜人居住。约在《尔雅》成书之后至东汉永康至建宁年间(167—172), 因境内濒湘江盛产槠树, 江中有大沙洲, 这儿形成了楚人(汉人)以地形物产命名的古村落——槠洲。东汉建安十九年至二十年(214—215)七月间, 孙权与刘备划湘江而治, 湘江之东划归吴孙权, 湘江之西划归蜀刘备。为防刘备渡江袭治, 孙权便在槠洲设置建宁县, 管辖湘江之东今株洲市区、 株洲县及醴陵、 湘潭、 攸县部分地域。县治首驻槠洲旱草坪(今株洲市东湖公园一带)。
秦汉推行郡县制, 今株洲市区及株洲县的县、 乡政区地名, 已日趋稳定, 产生了数量可观的政区地名群, 而自然地名更是数不胜数。湘东大一点县如醴陵, 史载东汉建武元年(25), 析临湘县(今长沙县)东南地置醴陵县, 设5个乡。一般的县设置4个乡, 最小的也有3个乡。乡以下多设亭、 里。至明清时, 乡置仍不变, 但多被里、 都政区所代替。而里、 都之置, 依各县而定, 像攸县明洪武时多达52里, 清约有30都(里)。炎陵县(原酃县)为湘东地区最小的一个县, 至明初亦有3乡9里, 明中期增为11里, 清初减至6都。乡、 里、 都之置, 这些行政区划地名, 记载于县志地志者, 至今可见。
株洲市区政区地名群的产生, 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然而, 任何政区地名皆源于自然地名及地域地名。首先, 是自然村落的形成及地形地物的存在, 便有了自然地名。随之有的自然村落因地理、 地势、 交通、 物产、 人文等方面的原因, 成为当地较为著名的地片名, 最终形成地域地名。如槠洲, 南宋建炎元年(1127), 亦曰南宋绍熙元年(1190), 槠洲依谐音简成株洲。自此后, 株洲虽属湘潭县地, 但为湘东湘江边上重镇, 成为著名的地域地名。1951年株洲镇升格为县级市, 属长沙行政专署, 实现了由地域地名中的乡级政区地名向县级政区地名的转变。
由此观之, 今株洲市区的地名群, 作为自然地名, 早在唐宋之前, 就已大量存在, 至宋初已形成较成片的自然地名。至元、 明、 清时, 尤其是元末明初之后, 由于外来人口的增多, 自然村落、 村邑(集镇)亦随之增多, 至清初, 已有相当多的自然地名转化成地域地名, 最终形成乡级政区地名。至于乡以下的都、 里行政地名, 亦就成倍增加了。清光绪《湘潭县记》记: 今株洲市区范围内, 据不完全统计约有地名150多个, 其中政区地名就有一、 二、 三都, 一至六甲(乡以下基层政权)。1951年株洲升为县级市后, 乡级政区地名随之产生。1956年株洲市升格为地级市。1966年以后, 城市区(县级)陆续建制, 1979年撤东、 南、 北、 郊四区, 改设荷塘、 芦淞、 石峰、 天元四区, 至2008年末株洲市区人口79.5万(户籍人口), 常年流动人口约20万, 共设27个街道办事处及乡镇, 其中乡、 镇7个, 271个居委会及行政村, 其中行政村100余个。其他村辖组地名和其他自然地名, 更是不可胜数, 至今还无人统计。显然, 要对株洲市及株洲市区4个区, 27个街道办事处及乡镇, 271个居委会及行政村的政区地名, 进行比较系统的地名源流考释, 工作量是相当大的, 更主要的是史料不全, 甚至遗缺, 这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困难与挑战, 好在我们寻求了一些切合株洲市所辖县、 市区古今地名源流考的一些基本方法, 才算基本上完成了原定的研究任务。
学术研究, 首先的还是要有正确的历史观。一切非物质现象, 包括各种形态的制度、 机制、 行为、 心智, 等等, 要从物质中去寻找它的动因。春秋战国、 魏晋南北朝、 民国这三大历史时期, 是王纲解体、 经济崩溃、 民不聊生、 社会急剧动乱变化的时期, 而与之相适应的是思想文化上的极度繁荣发展。这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结果。百家争鸣、 学术繁荣的背后, 只是它的矛盾运动的各种表现而已。清末大学者王国维先生认为:“学术之变, 时势使之然。”
历史, 是自然界、 人类社会及个人的自然的生成过程, 它并不受它以外的力量的支配, 是影响人的个体、 群类、 社会、 自然发展过程的重大活动和事件的集合体, 是在历史时空中逝去的真实存在。然而, 历史的传承, 又要有文本的存在。历史的客观性与文本的“真实”性, 这会给历史本身, 造成扭曲背离“原本”的可能。在中国历史上, 扭曲、 背离、 伪造、 摒弃的历史事物历史现象, 又何其多也。这是历史学上的悖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历史应是客观真实的, 但人为的历史, 又让历史捉弄人类。学术研究, 要占有充分的史料和实物证据。而文字记载的历史, 有时又往往稀释模糊, 难辨真伪。而上溯的历史, 其实物证据, 只能靠有限的地下文物考古的发现。由此, 造成许多研究历史问题的学者不得不在故纸堆里, 搜罗扒剔, 各取其据。中国官方正史, 有二十五史、 二十六史之说。有信史之说, 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当然说《史记》是信史, 也不能推论其他官方正史都是伪史。但肯定人为历史的现象, 是不能排除的。正因如此, 这就要求研究历史问题的学者, 要充分占有各种史料, 务实求真, 还历史本来面目。历史地名学是人文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认为可以归于历史地理学范畴, 更应有正确的历史观。
其次, 对各种史料, 你要下一番功夫, 进行甄别, 去伪存真。有些副本很烂, 表面上言真, 其实是托伪, 掩饰真相。你要索求历史的“原本”, 谈何容易。你得把一切文本, 尽量还原为真实的历史。否则, 你的学术研究, 立论就站不住脚。宋代罗泌著《路史》, 说的是“皇古之事”。如果作者把它作为文化现象进行研究, 是可以的, 偏偏他把它看成是历史, 故《路史》多遭史家诟病。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 “皇古之事, 本为茫昧。泌(罗泌)多采纬书, 已不足据。”原因是书中“纪三皇至夏桀之事, 依据纬书及道书, 多不经之谈, 喜出新意, 好用僻辞古语”。明朝郭子章《郡县释名》中, 就曾亲历以证《路史》中“枣阳”之误。《路史》的真伪问题, 本身是个伪命题。但《路史》的作者把文化当历史, 就多遭学者质疑。
历史文化今天已是热门的话题, 但历史与文化是有区别的, 作适当的划分很有必要。现在有些人, 把历史等同于文化, 或把文化看成历史。文艺界的历史题材, 多有戏说之风, 就是这种观点的产物。这是不对的, 要承认历史与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有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难以划分。它们之间的界限是相对的, 但界限还是有的。当然, 文化的概念, 多元而含混, 至今学术界还不能认同一个标准, 以致有260多个文化概念。
学术研究的方法, 民国时期有科学实证方法、 义理阐释方法、 唯物辩证方法、 现代直觉方法等。这些都是先辈们根据国内外的实际情况, 融合创新的结果, 是一份宝贵的遗产, 要继承发扬创新。
有些学术研究方法的原则, 也是不能随便破除的。比如说要深入生活的原本, 作系统的研究, 探寻它的史源; 比如说要放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具体地分析事物发展的生成过程; 比如说要抓住事物的根本, 主要特征及关键问题, 进行系统的有重点的研究; 比如说要用动态发展的眼光, 去分析去审视事物发展的未来状况等等。但更主要的是, 针对各门具体学科, 要全面系统地掌握各门学术研究的具体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 国内学术界多受前苏联模式的影响, 但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实地考察法(调查研究法)、 史料分析法(搜集整理法)、 综合分析法、 归纳演绎法、 辩证思维法(哲学抽象法), 等等, 这都是行之有效的。至今在学术研究中,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作为具体学科对象, 亦有其不同的方法的特点。作为《株洲古今地名源流考》这一具体课题而言, 除了传统的研究方法外, 我们在大的方面主要采用语言学、 地理学、 地名学、 历史学、 民俗学等原则方法。在具体研究时, 更多地使用了地名语源分析法、 地名语义分析法、 地名实地考据法、 地名实体考证法、 地名地图分析法、 地名史源考证法等。读者在阅读时, 会有所体会的。
本书写作时, 由于史料不全, 考证不够, 涉及行政村以上的地名量多面广, 民间的考察欠缺, 加上时间紧、 任务重, 又是第一次探讨政区历史地名的源流, 因而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陷和讹误, 谨望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株洲市委副书记阳卫国先生; 湖南工业大学校长王汉青教授、 党委书记侯清麟教授、 党委副书记彭希林、 纪委书记陈邵桂教授, 以及其他校领导; 湖南大学党委书记刘克利教授,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 对本书的出版, 给予了热忱的鼓励和支持, 在此我深表感激!
中共株洲市委宣传部、 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市民政局、 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市文联、 市湘东历史文化研究会; 湖南工业大学有关部门如党委办公室、 行政办公室、 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处、 思政部、 湘东历史文化研究所, 以及株洲市荷塘区、 芦淞区、 石峰区、 天元区、 醴陵县、 攸县、 茶陵县、 株洲县的县(市、 区)志办、 民政局, 以及市民政局办公室、 地名科对本课题大力支持、 鼎力相助。在此深表谢意!
株洲市民政局党组书记、 局长马民杰先生, 对本书的写作、 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 特谨致谢忱!也得到了原市委讲师团主任何辉宇教授, 株洲市社科联主席、 国家一级作家周文杰的大力支持, 特深表谢意!
湖南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管理处处长陈益元教授、 校评估处处长陈若松教授, 副处长陈卫华教授, 校教务处副处长易小斌教授, 及思政部部长吴长青教授, 党总支书记凌四立教授, 和思政部同仁、 同事; 《湘东文化》杂志社副社长向宋文先生, 主编骆晓会教授, 黄声波副教授、 刘年喜副教授、 湖南工业大学肖又铮先生; 株洲市民政局办公室吴志军科长、 地名科李曙科长; 思政部研究生李蔚及其爱人湘潭大学王宇博士及孔意湘、 苌静、 伍姚、 李娇、 罗豪、 方芳、 陈芹等, 给予了支持帮助, 在此深表谢意!
我爱人谭建娥对书稿进行认真校对, 女儿彭婷婷、 女婿吕品, 姻弟谭建中, 对我都给予了悉心的照料和关爱, 使我担负的工作, 能顺利完成。另外, 罗亿洪师傅对本书的资料打印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特表谢意!
彭雪开于芙蓉居 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