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 社会已经进入深层次的发展阶段, 现代文明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步入到高速发展的快车道。随着科技信息化、 交流网络化步伐的加快, 传统文明逐渐淡出了人类发展的主阵地。文明就意味着进步, 文明就意味着更新, 文明就意味着个性的张扬与自由的发展, 人在文明进步的指引下实现人类自身的解放。人的心理随着科技信息化、 交流网络化的拓展, 越来越走向个性化, 非理性因素不断增强, 人类个体一直希望将个性发挥和自由拓展的程度扩大到极致, 以此展示人类文明进入到更高阶段。后现代展示给人的思维趋向是一个非理性的个性张扬时代, 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不拘泥于传统的思维定式, 更趋向于有意创造一种新思维模式和新生活方式, 哪怕这种模式是难以存在的, 他们也会去进行所谓的“创新”和“尝试”, 以实现这种后现代的心理需求。正是基于这种不拘一格的心理需求, 人的个性化愈演愈烈, 原有的公共道德价值观念已经难以在社会维系, 很多人希望冲破传统的道德观念束缚, 试图以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主导自我的价值导向, 以实现真正的自我价值, 新的个性化的价值观念主导了年轻一代。在这个信息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年代, 人存在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人是否只是一个个性化的完全自我的人, 还是一个有共同价值观念主导社会的理性人?个性是不是非理性, 个性是不是不要理性?这必然是当代哲学工作者必须进行探讨和回答的问题。于是在对个性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的公共价值观念如何选择之际, 公共理性的哲学问题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思考问题, 无论如何都需要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作出恰当的回应。
公共理性问题或许是当前哲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 当前社会主导价值体系中急需公共理性。人类社会进入深度和广度双重发展的阶段, 科技信息化、 交流网络化使人类的欲望得到极度的膨胀, 其结果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从世界范围来看, 国家科技的发展提升了民族主义情绪, 通过科技信息制高点的控制带动了国家的扩张主义和助长了世界的霸权主义。例如, 美国的科技信息化和网络化领先于世界各国, 导致其世界霸权欲望通过国家科技的发展而得到巩固和加强, 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掌权通过先进的科技信息提升了民族主义情绪而欲加强在东亚的扩张。美日两国的扩张主义实质上是挑战世界公共理性, 完全以自身的利益需要确立世界的价值原则, 将个性等同于公共理性。二是从社会个体范围来看, 个体通过科技信息化和交流网络化的工具平台, 尽可能使自我的物质利益和欲望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利益的最大实现, 使个性的东西发挥到极致。例如, 为了实现财富迅速膨胀的目的, 不惜通过网络诈骗、 网络信息窃取等虚拟手段达到谋取他人物质钱财的目的。无论是从世界范围和社会个体范围来看, 公共理性原则的规约不足实在是当代科技高度发展下社会难以实现稳定和公平正义的一个问题。这个时代确实需要以各种原则和制度来摒弃这种损人利己、 损公肥私的个人理性, 对公共理性的呼唤是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必然话题。
公共理性思想的需求和公共理性思想的建树确实是学者面临的重大责任。当前中国学术界对公共理性思想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主要工作是对西方的公共理性思想方面的成果进行了翻译和对公共理性思想进行了初步研究, 但有较大影响的成果并不是很多。中国学者对“公共理性”范畴内涵的建构还是以西方人的价值观念建立起来的, 还没有以自身的“公共”价值观念建构自身的公共理性思想, 这使中国学术又陷入了西方架构的怪圈, 难逃西方的学术模式, 类似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争论一样, 中国学术自身的独立性难以实现,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同时, 中国学术在“公共理性”思想研究上一定要陷入西方“公共理性”思想学术的窠臼之中吗?一些学者或许有这样的考量, 即以研究西方的“公共理性”思想作为起步是学术界的惯常思路, 而这一思路是一种时髦的思路, 以此证明研究者具有开阔的视野, 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 以确立自身的学术地位。惯常的思路是可以理解的, 但学术动机确实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中国“公共理性”思想的学术研究完全可以走上个性范式研究的道路, 不必以西方的范式来建构中国的学术规范模式。中国古代既有“公共”一词, 也有“理性”一词, 完全不同于“哲学”一词是纯西方的, 中国完全可以建立自身的“公共理性”范式。孟子所说的“心所同然者”就足以说明“公共理性”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客观存在, 为什么一定要陷入西方学术的魔咒束缚之中呢?
中国必须开启中国自己的“公共理性”思想研究的范式和模式, 实现公共理性思想的“自己讲”“讲自己”, 而可以将西方公共理性思想作为对中国自己公共理性思想研究的注释和注解。中国传统思想中公共理性思想内容非常丰富, 儒家思想实质上是具有公共理性性质的思想。从价值观念、 伦理架构和思维方式上看, 儒家思想完全是公共理性的东西, 没有公共理性的东西很难说是儒家的东西, 儒家的特点是参与国家管理, 实现社会稳定和太平, 公共关系的考量是其关键的思维趋向。道家思想不太关注公共理性的东西, 比较注重“真人”的实现和个人的“避世”, 公共理性思想内容略显不足。墨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公共理性思想, 注重了黎民百姓的利益, 有一定的公共理性思想内容。法家则强调将君王的权威发展成为公共理性, 这不符合公共理性的实质内容。总体而言, 中国古代思想具有强烈的公共理性性质, 应该对其进行公共理性视角上的研究。
学术界对儒家思想的研究主要专注于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哲学范式下的儒家哲学思想研究, 其视角主要专注于儒家哲学史领域的研究, 对儒家哲学范畴如天、 人、 性、 心、 理等进行探讨; 二是儒家伦理思想研究, 从伦理学科的视角探讨儒家思想, 探讨儒家伦理学体系。目前, 学术界对儒家思想进行公共理性专题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在当今呼唤公共理性的时代, 对儒家哲学进行公共理性视角的探讨尤为必要, 其原因是: 一、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思想丰富, 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化, 做到古为今用, 是当今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传统文化必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作为炎黄子孙才不会愧对祖先留下的丰富文化遗产; 二、 时代的召唤需要有责任担当精神, 响应时代公共理性研究的召唤是学者应担当的责任, 研究儒家公共理性思想是对此召唤的响应, 通过研究儒家公共理性思想开启建构当代社会公共理性的大门。
我从事儒家思想研究已经有十五年, 但由于自身条件的局限, 对儒家思想的把握和理解并不是很准确和精当。我与儒家思想正式结缘始于1998年, 那年我考入西北政法大学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在导师的影响下了解了一些儒家思想的基本知识, 慢慢地获知了哲学形而上学是怎么回事, 硕士学位论文便以孟子的思想作为研究的方向, 最后硕士学位论文题目定为《孟子的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 对儒家思想的正式研究就从孟子思想开始了, 也如期地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的资料收集和写作工作, 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 从此对孟子的思想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也对儒家思想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2004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中国哲学博士学位, 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哲学的基础知识, 经过导师的指导, 将博士论文题目定为《儒家君子思想研究》。君子形象是儒家形象的代表, 通过对儒家君子思想的研究我基本开始了对儒家思想的全面研究工作, 本人相继完成了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确定了博士论文框架, 最终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 以此为基础出版了专著《天地人和——儒家君子思想研究》。另外对儒家思想的研究也体现在另两本著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生态和合论》和《当代中国农业科技伦理思维模式论》中, 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一些学科交融性的研究工作。同时, 本人还在2012年完成了书稿《儒家人本价值与公共理性的耦合机理研究》, 即将在2014年付诸出版。这些研究都对儒家公共理性思想研究有一定的裨益。我之前在儒家思想研究上也有明显的不足, 主要是没有就某一具体的儒家思想进行个案研究, 没有个案的研究难免有泛泛而谈的质疑。正是基于此前儒家思想研究上的个案研究的缺失, 我决心弥补研究上的不足, 对孟子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由此展开。由于对孟子思想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儒家公共理性思想研究就从孟子思想研究开始, 开启我对公共理性思想研究的心路历程。
孟子的思想相对于孔子的思想来说更全面和具体, 研究孟子的思想对开阔人的学术思维很有裨益, 孟子思想的开放性思维、 历史性情感、 融合性方法和豪迈的气概的确是人思维效仿的对象。未看其人, 观其文字则知其气, 无论是做学问的思维之路、 做仕官的理政之路, 还是谋生活的生存之路, 学习孟子的思想无疑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读了《孟子》一书, 的确让人有所感慨, 不得不完成此种思想的研究。书成之后, 寄希望开启儒家公共理性思想研究的大门。
是为序。
李长泰
2013年8月20日于诚静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