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峰先生编著的《传播学概论》即将问世，嘱我写序，先行拜读，不胜欣喜：中国大陆一部极富创见的、有广阔视野和丰厚文化传承又吸收最新学术成果的、成熟的传播学基础理论著作终于诞生了！综括全书，这本《传播学概论》的几大学术创新点是：首先，在传播本体论上，毛峰先生一举突破了传播学主流学派———经验学派———将传播本体局限于信息传播领域的固陋之见，旗帜鲜明地提出：人类传播活动的本体与核心是借助信息手段传递一种社会意义与文化价值，因此，传播学的中心任务与课题是考察人类凭借各种信息手段如何生成社会意义与文化价值以及这种意义生成背后的精神空间与控制机制。一句话，这本《传播学概论》将传播学研究由原先的信息传播学的粗浅层次提升为文化传播学的高深层次，同时又涵盖、扩充了原先信息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其次，受历史哲学大师汤因比和著名传播学家伊尼斯等人思想的启发，毛峰先生将人类传播活动上升到人类文明生死存亡的高度，揭示出文明的传播结构和传播秩序直接决定了文明的命运与前途这一宏大的主题，这是迄今为止东西方传播学界尚未能提出的最具创见与洞察力的理论命题与学术框架，在这一理论命题与框架下，中国传播学有可能摆脱在西方传播学框架内亦步亦趋的窘境，开创出独具中国学派特色、直面当代全球文明重大紧迫课题因而独领世界学术风骚的高层次的“文明传播学”。再次，建基于开阔的学术视野、融会中西的深厚学术功底与文化底蕴之上的这本《传播学概论》，其最大的特色与创新是将“中国传播思想”正式纳入传播学理论体系，从而使本书成为传播学本土化的又一重要学术努力与理1序论创新。2005年被媒体称为“国学复兴年”，毛峰先生的大作、艰辛运思8年乃成的体大思精之作《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即吸收此一时代潮流，又超然秀出其上，与本书相互“发明”，有心人可相互参读。按照毛先生的看法，中国自尧舜时代就确立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准则与传播秩序，此后不断丰富完善，到晚周孔子时代则进一步奠定为中国传播思想与传播智慧的完善体系。此下中华文明的演进、中国古典社会的长期稳定繁荣以及五千年文化一脉相承、绵延扩大，均与中国在“轴心期”确立的传播思想、博大精深的中国传播遗产直接相关。依据这一思路，本书在论述“自身传播”时除了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等西方心理学为理论依据外，创造性地引入了自孔子、孟子直至现代新儒家熊十力、梁漱溟等历代中国圣贤关于天赋良知的理论，来解释传播主体在进行自身传播时接收、选择、读解、强化、传递各种社会人文信息过程中的意义生成机制，可谓匠心独运、另辟蹊径。此外，对文明传播的结构、秩序、均衡状态、混乱状态、衰落、解体与新生以及等级传播、平级传播、权力代言、道德代言等重大理论课题和创新命题的论述，都贯穿着源远流长、博大深邃的中国国学传统的坚定价值立场与深厚的人文关怀。最后，本着儒家“通经致用”的伟大学术传统，毛先生这本《传播学概论》引导读者对人类文明的命运以及自身生存的价值进行思考，从开篇第一章对传播的开宗明义“传播是人类分享生命信息、意义与和谐的伟大文明活动与精神活动”之博大高远，到“结语”部分对自身抱病撰述传播学概论的深婉亲切，无不贯穿着本书作者———毛先生及其弟子们———对人类文明遗产与传播遗产所抱持的“同情的了解”与深厚的敬意，对当代文明传播秩序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环境的深切忧思，对中西融合、古今交会、均衡和谐的文明传播秩序与人类未来的坚定信念，因而具有鲜明的“中国批判学派”的价值立场与坚守人文主义、拒斥商业主义的道德精神。本书第十五章第三节“应对全球化：中国文化传播的战略与策略”实际上是毛先生传播思想的一个纲领性表达：在传承中国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融会西方文化的精华，以儒家个体修养为核心环节，通过合理均衡的传播秩序，进而带动群体担当天下道义的君子负责精神，与西方个人寻求满足、自由、解放的奔放精神，两相对接，精心培植、营造当代文化潮流以及时尚品牌，进而建构一个和谐社会。2传播学概论本书是“和谐社会”这一伟大理想在传播学领域结出的第一个硕果，不愧为真正的“21世纪的教材”。 北师大新闻传播学研究所所长媒体策划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蒋原伦